“婆媳和，全家乐”。婆媳难处几乎成为共识，具有了心理定式或刻板印象的效应。整理知网上与“婆媳”有关的社会学论文，做一点归纳。
婆媳关系是伴随私有制出现、家庭成为基本单位的历史进程而形成的。理解婆媳矛盾，父权制是一个重要的入口。
父权制包括男性本位和家长权威两部分，父权制形塑了传统社会婆强媳弱的局面，对现代性的追求瓦解了父权制的合法性，婆媳关系也走向平等甚至倒转为媳强婆弱。下文将“父权制”三字拆解开来，分析婆媳关系。
“父”指向婆媳关系的角色。婆媳关系是代际关系的一种，没有亲子关系的稳固或夫妻关系的亲密。同时，婆媳角色与另一中介人物——为人子为人夫的男性有关，她们的联系不仅由“他”而起，更因“他”而动，婆媳关系是依靠中介形成的三边关系。
传统文化训导“妇顺者，顺于舅姑”、“妇事舅姑，如事父母”（“舅姑”即指公婆），婆媳纽带被认为属“应有之情”，二者更像是角色期待下的功能性傀儡。因为父子轴不仅是家庭组织的主轴，更是亲属结构的根本，婆媳关系作为父子关系的置换与变体，不断展演父权制的规约，以家庭家族的和谐为导向。
“权”指向婆媳关系的内容。封建社会中媳妇要对婆婆绝对服从，二者的权力脉络单向而固化，从而保证了家庭秩序的稳定，可谓是以具体生活中的失衡和“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滞后交换与生活预期，去实现整体秩序的均衡。集体化时代，由于贺雪峰指出的集体经济制度保护弱者的特点和主流意识形态对传统道德的征用，也依然确保了婆媳关系建立在地位平等基础上的平衡。
婆媳关系引人注目的失衡出现在当代。国家在生活领域的松绑和市场经济体制与思维的渗透，以及继嗣双系化、功能简单化、结构核心化、关系民主化以及居住新居制都改变了传统的婆媳模式，特别是经济理性对家庭核心价值的重构，使婆媳冲突往往是现代文化与传统伦理冲突的产物。
婆媳矛盾可能是阶级阶层这样硬冲突的投影，也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由于个性差异、对中介——男性的争夺等而起。所谓“娶了媳妇忘了娘”，既可以联系母子分离的心理学视点来解释这种哀怨与敌意；也可以运用交换中的如下思路：与资源的距离越大，获得难度和需求程度的函数使资源的价值越高；而握有资源的价值越高，则对需求方的权力也越大——体现为夫妻关系胜过亲子关系，婆媳之间也就火药味不断了。至于因“妈宝男”而起的婆媳冲突，则将上面的理解反转了过来。
“制”指向婆媳关系的属性。李博柏指出，封建社会中的婆媳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制度性矛盾，男外女内的宏观分工模式将女性局限在“女人世界”中，婆媳之争不过是对“有限权力”的争夺，这有限权力包括男性下放的包揽日常事务的权力和影响权力中心——男性的权力两类。
如今的婆媳矛盾也依然与制度有关，其中一点就是贝克夫妇提出的“制度化的个体化”。个体化把自我实现的伦理放在首要位置，并通过一系列结构性的、社会学的条件予以加持。个体化推崇“为自己而活”，这样婆媳矛盾就不再必然是“隐蔽的冲突”；个体化使家庭缔结成为“选择性亲密关系”，女性对婚姻及连带的婆媳关系的自主性与话语权都在上升；个体化迫使经历脱嵌机制的社会成员单独面对风险社会的到来，家庭成为“重新体制化”的团结共同体，从而为包括摩擦在内的婆媳互动创造了空间。